传统农业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中国农业文化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国家的发展。构成中国农业文明的独特性要从很多方面来分析，如：土地因素、人口因素、气候因素、水利因素、社会因素等等，而且缺一不可。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在于“人”。究竟传统农业文化与中华文明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一起来看看。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这不仅体现在农业文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本身也反过来加强了农业文明在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的定居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8000年前。距今6500年前，在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粟子；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稻谷。中国古代传说的“神农氏”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白虎通》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新语》说：“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这些资料都是中国农耕文明初期的反映。

　　农业文明涉及到人口、土地、气候及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构成了中国农业文明的独特性。

　　土地因素。
　　土地是农业文明的母体。谁更多地占有了土地，谁就更多地占有了生存的主导权。在农业社会，正是诸如人们拥有的土地所处的自然环境、拥有土地的数量与质量，拥有土地的方式，土地的耕作方式等因素将人的不同社会地位以及人在社会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区别开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都围绕着土地这个最为核心的农业文明的要素来进行。

　　众所周知，西周时期实行井田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各受封诸侯国向周王缴纳“贡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主要标志是铁器时代的到来和牛耕的推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各诸侯国通过变法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并实行了与之相适应的按亩纳税、重农抑商等赋税制度和经济政策。

　　春秋时期的土地改革，引导了整个中国社会大变局的序幕。我们不必提到历朝历代数不胜数的土地改革，就是到了现代中国，土地仍然是主导社会变革的核心因素。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国共内战中，土地制度改革成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致命武器之一；而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从土地承包方式的改革开始的。

　　人口因素。
　　土地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与人们无节制、无休止占有土地的行为始终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非常适宜人的生存；加上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相比，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所供养的人口显然要更多一些，因而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看，中国远古时代部落众多，大禹治天下时，仅诸侯就有“万人”之多。由于生产工具简单原始，农业耕作只能局限于土质松软的冲积平原地区。自上古至春秋时代，中国人口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人口极少。

　　气候因素。
　　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受大陆、大洋的影响非常显著。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少雨的季风气候是中国气候的显著特点。中国气候虽然有许多方面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但灾害性天气频繁多发，其中旱灾、洪灾、寒潮、台风等是对中国影响较大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中国的旱涝灾害平均每年发生一次，北方以旱灾居多，南方则旱涝灾害均有发生。在夏秋季节，中国常常受到热带风暴——台风的侵袭。在中国的秋冬季节，来自蒙古、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不断南下，冷空气特别强烈时，气温骤降，出现寒潮。寒潮可造成低温、大风、沙暴、霜冻等灾害。

　　水利因素。
　　水是农业文明的灵魂。当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农业资源时，水是农业的命脉；当水成为一种灾害时，水是摧毁一切的可怕力量。自古以来，治水一直是中国人关心的头等大事。传说大禹为整治水患走过全国很多地方。在古代部落林立，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作为“政治”人物到达任何一个部落，尤其是不完全为其所辖的部落都会有极大的危险。也许只有在治水这样的“民生”问题上，各部落才有可能形成共同的意志。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治水的过程，就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的过程。

　　社会因素。中国社会政治因素对农业文明的影响十分巨大。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朝兴衰的周期律，每隔数百年甚至不足百年的时间，就会发生王朝更替，导致社会大动荡。由于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对农业资源无休止的占有，下层人民拥有的农业资源在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却又承担更多的义务，直至无法生存下去。当动乱发生时，人口就会大量减少，人们的生产活动也会相应减少，人民生活往往极为痛苦。

　　那么，农业文明究竟如何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呢？

　　“人”是一切文明的核心因素，文明是通过影响“人”而改变文化结构的。农业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围绕农业文明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的。

　　人与“天”的关系。
　　农业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离不开“天”。在古代自然科学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人们无法解释复杂的气候变化现象，往往把“人”与“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业文明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代表着“天”“人”之间最现实的联系。由于中国农业具有精耕细作的特点，人不能仅仅通过对“天”的崇拜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辛勤耕耘。因此，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主要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天”。“天”虽然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与西方的“上帝”人格神崇拜有着本质的不同——“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道德善行把握“天”的存在。“天人合一”与“天人和谐”体现了农业文明主导下的中国人必须适应客观规律的变化，这正是中国式经验哲学与实用主义理性思维对于“天”“人”关系的总概括。

　　人与自然的关系。
　　农业文明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农业资源在空间上的相对固化。通俗地说，人相对固化在土地上，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生存的条件。农业文明的人口“居有定所”与游牧文明的“居无定所”是明显不同的。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决定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只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土地是无法被固定占有的，连国家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由于农业文明人与土地的相对固化关系，能否拥有土地是人能否生存下去的首要前提，因而，如何更多更久地占有土地等农业资源便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占有欲。为了争夺土地等农业资源，冲突乃至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春秋时期，周天子威信渐渐降低，很多有势力的诸侯依次采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来开展兼并战争。他们经常打着“勤王”的旗号，事实上是想取得自己称霸诸侯的目的，并非真正帮助周王树立天子威信。各国征战不止，其核心还是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等农业资源及其所体现的国家主权。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国总是通过不同方式占有别国的土地和人口，而一些弱小的诸侯国不得不被迫割让“城池”以求苟安，直至最后被消灭。“春秋无义战”指的就是假“勤王”真争霸的意思。因而，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占有欲大爆发的时代，无论是诸侯争霸，还是诸侯国内的宫廷政变，都是赤祼裸地为了占有更多的现实利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由于人与土地之间的相对固化关系，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之间便有了不可回避的“关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是十分鲜明的，往往需要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之间，人们共同耕作，共同生活，很自然地结成了血缘纽带关系。生活在同一个村社的人们，由于共同征服大自然的需要，也结成了形形色色的关系。中国农业生产中，常常遇到各类灾害，单一家庭、家族，甚至一个地区的人们也无法抵御农业灾害的侵袭，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征服大自然。

　　历史上很早就有中国人团结协作共同抗御自然灾害的故事。传说鲧治理洪水9年失败，其子禹复治水13年，反映了上古人民连续数十年疏导江河、协力治水的事迹。鲧、禹治水与随后早期国家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联系。当时，禹平水土，可能出于公共事业的物质需要，观地定赋，任土作贡，殊方各进。随着人们战胜自然能力的增强和财富的迅速积累，私有制和早期的国家也就相应产生了。正是共同对付自然灾害的需要，家族/部落式的低级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才逐渐被打破。农业文明凝结的集体主义精神，无疑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如何更好生活在农业社会中，是中国人最为关心的大问题。农业文明的生产效率在远古时代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历史事实表明，社会只要能够稳定3、50年，中国就会变得空前繁荣。人口于是大量增加，同样的土地所供养的人口规模也会相应增加；加之统治集团由于财政供养人口的大量增加，分摊在每一块土地上的负担也会相应增加。这样，社会就会发生动乱。由于内耗，导致了人口大量减少。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与人口增减的周期律是基本同步的。社会大乱则人口大减，社会小乱则人口不减，社会不乱人口则会增加。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抑制工商是政治上的一贯做法。工商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有益补充，也是寄寓在农业文明之中的活的灵魂。限制工商文明的发展不仅抑制了人口的流动性，更是箝制了思想的自由性。中国人的眼睛里只有自己所看到的“一亩二分地”，斗争的战场始终围绕着这“一亩二分地”来进行。这种内倾式思维方式让中国人世代固守在农业文明的铁屋子里，防守着心中那千年不变的土地与“家”的存在，构筑着“家天下”的万里长城。对于外界的变化不关心、不了解，更没有游牧民族那种外向型进攻意识，绝不放弃农业文明所孕育的经验式保守价值观念。